黄鳝长得像蛇，蚕长得像毛虫一样，人看到蛇就恐惧，见到毛虫就汗毛竖起。打渔的人手握黄鳝，养蚕的妇女用手拣蚕，对于这种有利可图的事情，人们都像孟贲、专诸一样勇敢。利与勇专诸是春秋时期的吴国人，吴公子光（即吴王阖闾）欲杀吴王僚自立，伍子胥把他推荐给公子光。公元前年，公子光趁吴内部空虚，与专诸密谋，以宴请吴王僚为名，藏匕首（鱼肠剑）于鱼腹之中，当场刺死吴王僚，专诸也被吴王的侍卫杀死。孟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人，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勇士。人们常将二人并称为“贲、诸”或“诸、贲”。专诸、孟贲之勇固然是天生的，不可以常理来理喻；可是普通的老百姓为什么也会有贲、诸那样一颗“勇敢的心”呢？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柔弱的妇女敢捉起毛虫一样的蚕，渔夫敢抓起蛇一样的黄鳝呢？韩非说得很清楚：“利之所在，皆为贲、诸。”利益才是勇敢的原动力！这就将道理从个别讲到一般、讲到普通人的层面了。韩非认为人人好利，并且趋利而避害。正因人人好利，所以重利之下必有勇夫。君主想要治理国家、驾驭群臣、统治百姓，就要因势利导、严刑峻法、赏罚分明。战国时代，义利之辨的传统已被颠覆。从草野到庙堂，人多言利，利益至上。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，一见面，梁惠王就问他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开门见山，直接言利，毫不尴尬。反倒是孟子被问得非常被动，只好反问说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！”梁惠王的这一句问话，其实是整个战国时期世风人心的真实写照。“利之所在，皆为贲、诸”，就是对这种风气的揭示，“利”字为先，万夫竞逐，这就是人性。他想告诉君主的是，只有抓住人性的特点，才能真正做到治理国家、驾驭臣民。我们也还要看到，韩非从利的角度出发认识问题，并不是说他只知有利，不知仁义。相反，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无法以忠孝仁义等“德治”来治理的。王充说：“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?以为世衰事变,民心靡薄,故作法术,专意于刑也。”（《论衡非韩》）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所以，韩非虽怀孤愤却依然坚守理想，追求法术，讲求圣王之治，希望有道之君能够富国强兵、天下大治。只是，这样的理想都只能立足于人性的“趋利避害”，他的政治主张也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。他将“义利之辨”中“义高于利”的面纱撕开，将那些欲语还休的话都彻底说破，公开了“利”的合法性。这就是一位思想家的犀利与深刻。（阿阳）▲绵马贯众：本品呈长倒卵形，略弯曲上端钝圆或截形，下端较尖，表面黄棕色至黑褐色气特异，味初淡而微涩，后渐苦、辛。清热解毒、驱虫、止血。用于防止流感、虫积腹痛、崩漏(用炭)。主产内蒙古、东北、河北、甘肃等地。来源：甘肃纪检监察网审核：县融媒体中心/邹磊编辑：县融媒体中心/薛婷婷景彦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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